大清主动将改革推上了快车道，但改革最后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朝廷权贵的党派斗争。
满清皇族与实权派袁世凯展开了对改革主导权的殊死争夺，学习西方的初衷不知不觉沦为了野心家的工具——改革是共识，是晚清居首的利益蛋糕，更是派别政治的决斗场。
随着武昌城中的一声枪响，革命者喊着激动人 心的口号踏入权力中心，袁世凯、宋教仁和孙中山之间新一轮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又揭开了序幕……
辛亥革命终结中国千年帝制，各方势力、各个利益集团的生死搏斗，也在晚清最后十八年同归于尽。

晚清的最后十年，到底是王朝衰世的末日，还是被打断的大国崛起？这个似乎不能算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却是很成问题的问题。 庚子年后的这十年，也就是清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这段历史让人眼花缭乱，说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实不为过。在这段短短的十年间，各派人物、各种观点，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搞维新，明天他要守制；今天你说立宪，明天他要革命，这热热闹闹的一台大戏刚刚开场，还没有等到各方人物进入角色，便突然嘎然而止。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清廷专制腐败到了极点，而恰恰是因为其推行了新政和立宪的改良措施。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却是近乎残酷的历史现实，便是晚清的最后十年，一个在改良、创新与革命中挣扎的混乱年代。

《1901年》是在一种惆怅的心情中完完的。彻察丝缕而又探求大势――我想用激情内敛的叙述方式描绘出我们这个民族的面孔和表情。历史事件在《1901年》中并非叙述的主体，而是所有历史人物心灵“出卖”的背景，连贯的不是频发的历史事件，而是中国人纷乱的心绪历程。之所以选择了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是因为中国人千年不变的面孔在那段日子里突然表情急剧丰富起来。

十九世纪90年代的最后五年，丧权辱国的现状极大挫伤了底层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而外国传教士们种种与传统民俗相悖的活动让民众的屈辱转化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排外运动。义和团运动在1899年至1900年突然爆发，并以惊人的速度席卷整个华北大地。而慈禧则充分发挥其“政治智慧”，借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旗号利用民间势力打压对其最具威胁的外国势力，却最终演变成“向十一国宣战”的疯狂，为大清招来了八国联军的滔天巨祸。 各怀鬼胎的八国杂牌军，从护卫使馆转为进军北京，奸掠焚杀，掀起一次世界文明史上的罕见浩劫。面对同仇敌忾的大清军民，为什么松散的八国联军两个月内就能轻松地攻入大清的都城，使大清险遭灭顶之灾？在列强利害关系极为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八国联军侵华”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作者带您重返1899年至1900年的华北大地，以当时诡异而惨烈的动乱、战乱现场中的每一个细节。

政治家－人物研究－中国－清后期－文集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5610号 令狐瓜子新书《叫床》自序 作者：谭伯牛 自 序 这本书是一个杂集。所谓杂，首先是体裁的杂，有专栏短文，有图书评论，有述史长篇，还有考证兼抒情的散文。其次，是文体的杂，既有大白话，也有浅近文言。再次，则是图文相杂；如此，虽有趋附潮流的嫌疑，但是每幅彩图，都细心写了说明，释文以外，或对书画内容作一些解说，或对书画作者的故事做一点考证，或离开内容发几句感慨，总希望能在“看图说话”一类书中稍稍显得别致一点，庶幾不致太招人厌。 因为杂，所以不好取名字。不好取名，就偷懒，例如人名中的“港生”（生于香港）、“建国”（生于四九年）之类，就地取材，无所寄托。于是，想了个《曾国藩叫我起早床》，即取材于书中某文题，小作改易。前撰《战天京》，也是这般偷懒取的名字。这个书名被朋友们简称为《叫床》，大受好评，但是，出版商不同意，说了两个理由：一，“曾国藩”三个字，今已成为书市中各类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二，近来好卖的历史类书籍，书名都很“大气”。“曾国藩”如何与假冒伪劣挂上钩，我所不解，“大气”是什么模样，更不可想见。然既有此说，就不得不重视，盖因已是二十一世纪，各行各业都应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不则逆潮而动，是所谓“拍脑袋决策”，将被讥为土老财、暴发户之作派矣。从善如流，改。怎么改？却没了主意，一球踢回出版商，让他想辙。彼心早有成竹，报曰：残局天下。 释名是这样的。残局，自然是说晚清的时局。虽有十年的“中兴”（此据美国汉学家芮玛丽的定义，指1860-1870年），终不免分崩离析，一朝倾塌。天下，比国家大，照顾炎武的说法，亡国犹不可怕，怕的是亡天下。于是，残局天下两个词合在一起，既有历史判断，也有对未来的期许，生灭常变，爱恨情仇，大道混沌，一锅煮了。我说，纯属瞎掰，下不为例。因此，有了这个书名。但心有不甘，还要加个尾巴，曰：断章取义晚清史。鄙见正题未免过于“大气”，添一条小气的补充说明，或能取得燮理阴阳、调适胃肠的作用。若说老实话，则是犯怯发虚，不敢以讲大话而自喜自欺也。读者其能亮之，则某幸甚。 虽如此这般与专业人士、商业策略做了“和奸”，但犹有几句议论，不吐不快。前谓甫闻“曾国藩”三字成了假冒伪劣书籍的代名词，蒙所未解，稍稍一想，却又解了几分。 出版商所说，无非是指那些打着曾文正公招牌的各类“权谋”、“秘术”的“成功学专著”。挺经、冰鉴之类，是假冒。前者虽见于湘、淮元老的函札及同时後世的笔记，但未有成书；後者，则直是以讹传讹，曾氏固尝以貌取人（见曾氏家藏史料之“会客单”部分），但何曾为此撰写过专门著作！何谓伪劣？愚见：自民国以来，市面上全部挂羊头卖狗肉的曾氏“心法”类书籍，不论分类辑录还是夹叙夹评，都是伪劣品；只有两种例外，一是王定安《求阕斋弟子记》，一是蔡锷辑《曾胡治兵语录》，前者比次史料，後者兵家别裁，对读者来说，有利无弊。 假冒伪劣，实不足论，值得讨论的是，明明是假冒伪劣的东西，却群趋若鹜，何解？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勘定大乱，本就是桩奇事，何况这桩奇事距今不过百馀年，依能近取譬之旨，取之为素质教育、终生教育的教材，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梁启超、蔡锷、蒋中正、毛泽东等近代伟人都说过服膺曾氏的话，至奉为国人楷模，正合名人广告的通例，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社会人群之争竞，于今为烈，而人性莫不渴望捷径、乐闻秘技，恰有人投其所好，炮制出借名曾氏的成功指南，读者欲视而不见不可得也。有此三般不得已，此类假冒伪劣书籍欲不大行其道真不可得也。于是，造成了怪现状。一边是曾国藩被神化，其人之名号，幾能点铁成金，促成书籍的畅销；一边，却是曾国藩被庸俗化，大书其名的印刷品，竟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他那幅头戴官帽的苦脸标准像，竟成了劣质文化生活的注册商标。曾氏地下有灵，将以为幸耶，抑为悲也？ 当然，曾氏之灵的悲喜，不足概括世人的悲喜。鄙人之浅识，亦不足体会世人的悲喜。编撰这册小书，于世人之悲喜，亦无能增减之。更何况假冒伪劣之讥，实亦未自信能毫不领受也。但是，这些败兴话，还是得说，决不後悔，哪怕读者一朝省悟，误将鄙人也划入劣质书籍作者的行列。嘻。 牢骚发完了，读者请翻至任何一页，胡乱读之，聊作遣日。 是为序。 二月十一日，岁在丙戌。长沙谭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