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Has Man a Future?—Dialogues with the Last Confucian根据梁漱溟先生1980年与美国艾恺教授对谈录音整理而成，并由艾恺教授亲自翻译成英文。谈话中，梁漱溟先生论述了儒释道各家的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涉及诸多政治文化名人（陈独秀、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等），回顾了先生一生重要活动（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等），内容丰富，因此可作为了解与研究梁漱溟先生思想与活动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
绝大多数有知识的人今天仍然认为数学是关于物质世界的不可动摇的知识体系，数学推理是准确无误的。这本专著驳斥了这种神话。作者M·克莱因指出，今天，普遍接受的数学概念已不复存在，事实上，有许多相互矛盾的数学概念；但是，在描述和研究自然与社会现象时，数学的有效性却在持续扩大。这是为什么？全书在非专业层次上探讨数学尊严的兴衰，详细介绍了数学真理的起源、数学真理的繁荣、科学的数学化、数学向何处去等内容。
本社推出此“法学家讲演录”，殷殷之情，端在于增进建设社会秩序之共识，端在于为和谐发展增利器，为建制助其力。当此，我们也向勇敢且智慧的法学家致敬，向年轻的法律人致敬，向关心民主法治的公民致敬。这一群作者和读者，是此社会中的理性发光体。《我所能做的是呐喊》是其中的精彩一本！
本书探讨伦理学中的几个论题。读过几本书的人知道，天下的道理差不多早都被前人讲过。其中有些，我有自己的体会、思考，尝试用当代中国普通读者比较易懂的方式把这些道理重新讲述；有些，前人好像讲得不太对不太好，我尝试讲得更好些。也许没做到——我一直对自己期望不高，更希望的倒是有几个读者能与作者一样，感到诚实的思考实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只是人生道路之初的问题，而是贯穿人的一生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不是选择人生道路的问题，不是选对或选错人生道路的问题，而是行路的问题——知道自己在走什么路，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我们是否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 在最初“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没谁一开始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周边环境并预见环境的变化。我们一开始不可能通透了解自己的本性，这不在于我们还不够聪明，而在于我们的本性在一开始不够具体，本性有待在盘根错节的实践中向我们逐渐清晰地显现。我们大概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歌德说他的浮士德是一系列越来越纯粹或纯洁（rein）的努力。我把这个“纯粹”或“纯洁”理解为：自身通透。我以为，这种自身通透是phronesis最核心的含义——洞明自己行在何处，浑然一体地洞明自己和自己所行之路，从而能贴切着自己的真实天性行路，把自己大致保持在天性所指的道路上。
《领导者的资质》介绍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含领导人的资质、领导人的人格、领导人的十项职责、企业统治的要诀，以及企业家学习体会等内容，系统而全面地解析了稻盛经营哲学的方方面面。本书能给准备创业和开始创业的企业经营者以精神上的指导。
本书系作者对西方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货币理论、福利社会理论等深入研究，以及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微观经济现象常年跟踪观察后，呕心沥血的一本“经济学清本溯源”之作。在书中，作者首先澄清了“亚当•斯密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看不见的手’是反讽”等一般大众因被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渲染后，得出的错误认知；而后，针对认为错误的经济学原理和各国改革经验，进行批判，比如“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而是福利社会”等；再之后，针对当下全球经济现象进行鞭辟入里、独具一格地分析，得出“自由放任最大的受害者是企业家”等结论；最后，对中国经济学界当下的舆论环境进行辛辣地批评，并得出“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旁落”等结论。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1938年随父到加拿大，1950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5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1958年加入美国籍。1961年成为肯尼迪总统的主要外交顾问之一。1962年任国务院顾同和兰得公司顾问。1977—1981年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此后，专注于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文章和著作，为美国当权者出谋献策。1989年出版《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这本书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正如他自己在“前言”中 所说，“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书中为“和平演变”作了“理论”论证：（一）从总体上攻击和诋毁共产主义。书中全面诽谤了马克思主义和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阐明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是这本书的主旨。他认为20世纪大多数时间是被共产主义的激情所支配，然而，共产主义诞生还不到100年，就已“开始衰落”、“信誉全无”，进入了“最后危机”。（二）全面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书中抓住苏联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和困难，集中攻击污蔑列宁和列宁主义。他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全盘否定在列宁领导下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竭力夸大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后果，并将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于列宁主义，说什么“斯大林造成灾难的根源要追溯到列宁”，“正是列宁创建了造就斯大林的这一制度”。这样他就达到了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目的。同时，他还认为，列宁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党的领袖”，列宁的事业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验”。很显然，他以为只要推倒了列宁主义，也就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三）曲解中 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称其为“商业共产主义”。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固有的传统和更加现实的民族需要结合起来”，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的成就，对中国进一步变革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从资产阶级反共立场出发，把中国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实践，称之为“商业共产主义”，它“要求进一步摒弃马列主义学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四）提出“机体排斥”理论。书中除了直接否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外，还 用“机体排斥”论来解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胡说“马列主义是通过帝国势力强加于这一地区的一种外来学说，它的统治在文化上与被统治的民族格格不入”。他从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意义，来否定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结合得好不好，与能 不能结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混淆。（五）提出所谓“后共产主义”理论。书中写道，“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新现象——后共产主义”。他认为20世纪是共产主义发起巨大挑战的时代，但这种挑战，正在随着共产主义影响的减弱而迅速“销声匿迹”，未来的“后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的消亡已经进展到如此程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共产党人的实践，都不再对那时的国家政策具有重大影响”。总之，《大失败》给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增加了新内容，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根据，受到一切反共势力的重视。
《办公室实用暴力美学》以《资治通鉴》中具有借鉴意义的事件为素材，以幽默风趣的语言为润滑剂，将一部古典巨著打造成了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实用职场工具书。更为难得的是，通篇以讲故事的形式贯穿始终，并穿插有精彩的职场案例，寥寥数语就能起到醍醐灌顶的效果，让读者学到如何在职场人生中进退自如，获得成功。
《中国好人》所收文章，都属短小精悍，篇篇堪称美文，且道前人所不及道、所不能道。作者一向惜墨如金，文章轻易不出手，常以“量莎士比亚或王国维的尺子”来要求自己，产出极低、质量极高。 北大非著名才子邱小刚的首部历史随笔集，共分三辑：“中国好人·中国坏人”、“世事·人情”、“以天下为狗任”；在作者的态度是，其实所谓好人也不是那么好，所谓坏人也不是那么坏，中国历来的以道德杀人、以忠压倒孝、以忠压倒仁，以及以所谓大节掩盖小节的评价标准和认识视角是有问题的，“礼教自己是不杀人的，它只负责劝人甘愿被杀”；作者尤其对历史上无论是读书的还是放羊的，都“爱以天下为狗任”的传统抱有深刻的警惕，对海瑞一类道德迫害狂式的人物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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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