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如何能够发展自己的经济？对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回答都聚焦于富裕国家应该对贫困国家提供哪些帮助。在本书中，作者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的经济发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国都在探索并尝试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案通常是来自于想象而非实践，实际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作者通过借鉴历史和实践经验，结合经济学分析，为我们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发展自己经济的国家具体实施了哪些措施。并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他们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国家需要识别并扶持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能够最有效地生产产品的产业），并且将这些产业作为发展的基础。同时，国家需要认识到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削弱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促进企业繁荣发展，引领产业升级。通过阐述“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和理念，作者为我们展现了甚至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以至少8%的经济增长率持续发展几十年，通过一至两代人的努力，大幅度地减少贫困，并成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国家。
通过穿插作者对经济发展的深刻见解，以及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到各地出访的故事和所见所闻，本书为那些在求索繁荣中的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性意见，并寄予了期望。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华沙，1938年随父到加拿大，1950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5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1958年加入美国籍。1961年成为肯尼迪总统的主要外交顾问之一。1962年任国务院顾同和兰得公司顾问。1977—1981年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此后，专注于研究工作，不断发表文章和著作，为美国当权者出谋献策。1989年出版《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这本书把西方“和平演变”战略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正如他自己在“前言”中 所说，“这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的最后危机的书”。书中为“和平演变”作了“理论”论证：（一）从总体上攻击和诋毁共产主义。书中全面诽谤了马克思主义和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阐明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是这本书的主旨。他认为20世纪大多数时间是被共产主义的激情所支配，然而，共产主义诞生还不到100年，就已“开始衰落”、“信誉全无”，进入了“最后危机”。（二）全面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书中抓住苏联社会中的一些矛盾和困难，集中攻击污蔑列宁和列宁主义。他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全盘否定在列宁领导下开创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竭力夸大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后果，并将斯大林的错误归咎于列宁主义，说什么“斯大林造成灾难的根源要追溯到列宁”，“正是列宁创建了造就斯大林的这一制度”。这样他就达到了否定列宁和列宁主义的目的。同时，他还认为，列宁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党的领袖”，列宁的事业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实验”。很显然，他以为只要推倒了列宁主义，也就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三）曲解中 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称其为“商业共产主义”。他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固有的传统和更加现实的民族需要结合起来”，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的成就，对中国进一步变革的前景表示“乐观”。但他从资产阶级反共立场出发，把中国发展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实践，称之为“商业共产主义”，它“要求进一步摒弃马列主义学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公有制的国家”。（四）提出“机体排斥”理论。书中除了直接否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外，还 用“机体排斥”论来解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胡说“马列主义是通过帝国势力强加于这一地区的一种外来学说，它的统治在文化上与被统治的民族格格不入”。他从否定马列主义的普遍意义，来否定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其实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践结合得好不好，与能 不能结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混淆。（五）提出所谓“后共产主义”理论。书中写道，“目前，正在出现一种新现象——后共产主义”。他认为20世纪是共产主义发起巨大挑战的时代，但这种挑战，正在随着共产主义影响的减弱而迅速“销声匿迹”，未来的“后共产主义将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的消亡已经进展到如此程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共产党人的实践，都不再对那时的国家政策具有重大影响”。总之，《大失败》给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增加了新内容，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根据，受到一切反共势力的重视。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是郑永年教授的最新作品集，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系统表述了作者对于中国软实力的深刻思考。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交往越来越多，但是中国和世界之间对很多问题的看法的分歧则越来越大。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仅不能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更高层次来说，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关切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大国的兴衰(上)》内容简介：《大国的兴衰》共分上下两册，对公元1500年以后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综合比较，内容涉及了军事与国力、经济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是一部以全球性眼光综合分析诸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著作，为那些渴望了解各大国经济、军事等国力对比不断变化趋势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 《大国的兴衰》的重点仍未脱离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他通过追述公元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军事战略的相互影响。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不光将军事冲突同经济变革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关系时，能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这种写法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大国的兴衰》具备了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翔实的历史资料并富含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因此《大国的兴衰》在1988年出版后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国的兴衰(上)》重点论述公元1500前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各主要大国国力“此消彼长”的情况。

中苏同盟关系是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最具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同盟的形成、发展及最终走向破裂，台上台下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剧。如要理解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解读中苏同盟关系是一把重要的锁钥。 材料丰富，论证严密。本书大量使用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铁道部、国家计委、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和地方档案馆，以及台湾“国史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资料中心所藏档案资料；作者还曾到美国、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等收集档案资料，并对当事者作了大量的访谈。这在中外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在此基础上，对中苏同盟的形成背景、深化到分歧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和论证。 眼光独到，观点深刻。作者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的颠覆中外学者既有定论的独到看法以及对中苏同盟结构性弊病的深层分析，令人掩卷沉思。 线索清晰，语言生动。本书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叙述风格，围绕中苏关系从结盟走向分裂所展开的历史叙事，线索清晰，文字晓畅，极具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