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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译丛027 · 教宗与墨索里尼: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

内容简介 · · · · · ·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27)


★抽丝剥茧,还原墨索里尼与庇护十一世的利益纠葛;尔虞我诈,真实版《达芬奇密码》的权谋再现


★梵蒂冈秘密档案馆最新公开史料,揭开法西斯政权崛起的秘辛


【本书看点】


① 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27)——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透过历史迷雾,揭开意大利法西斯与罗马天主教会最高领导人的选择与沉默,如何将欧洲拖向深渊,改写数百万人的命运。


② 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利用梵蒂冈秘密档案馆最新公开史料,两万五千页文献,历时七年,挑战学界既定观念,颠覆性重写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的共谋故事。


③ 细致描写两位20世纪早期绝对权威的勾结、利用、制衡与背叛,生动刻画多位意大利与天主教会重要人物,重现二战前的暗流涌动,复原法西斯崛起过程中的危机与挑战。


④《出版人周刊》《纽约客》《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科克斯书评》等媒体齐声推荐。


【内容简介】


1922年,庇护十一世被推选为教宗,几个月后,墨索里尼就任意大利总理。一直以来,两人之间的关系被掩盖在罗马教廷从战前即英勇地反抗法西斯党的假象下,而庇护十一世及其继任者也长期被塑造成与墨索里尼为敌的英雄。大卫·I.科泽利用梵蒂冈2006年开放的秘密资料,历时七年,呈现了两人的共谋故事,彻底颠覆了这一既定观点。


忧心于教会权威衰落的庇护十一世借助法西斯的力量抵抗共产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来临,野心家墨索里尼则凭借教宗的祝福提升公信力,进而掌控意大利。两人充满尔虞我诈、最终摇摇欲坠的利益结盟,改变了上百万人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梦魇也由此开始。


科泽利用详实的史料、紧凑干练的文笔,生动刻画了多个20世纪早期欧洲和罗马天主教会的重要人物,从崭新的视角揭开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崛起的秘辛,还原了一段重要历史的真相。


【名家推荐】


《教宗与墨索里尼》完全配得上“开创性”、“有胆量”和“引人入胜”这几个词,甚至必须用它们来描述之。本书明确挑战了学界关于庇护十一世和法西斯领导人关系的既定观念。简而言之,两人的关系绝非敌对,而是相互依存。多亏了作者深入、全面的研究,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高超的叙事技巧,他才能这样毫不畏缩地提出大胆的结论,并确凿地予以证明。这本精良之作文笔优美、研究细微、内容新颖,令人沉迷其中,并予人极大的启发。


——凯文·马迪根(Kevin Madigan),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


《教宗与墨索里尼》讲述了两位巨人的故事,分别是教宗庇护十一世阿契尔·拉蒂和法西斯当领袖贝尼托·墨索里尼。……大卫·I.科泽前无古人地将两者并置在一起。梵蒂冈在2006年开放的档案,以及墨索里尼布置在梵蒂冈高层的间谍的海量档案被发现,为科泽提供了数目惊人的新证据。他对牵涉在这段历史中的每个人物都有极其出彩的描写,令本书精彩得犹如一本伟大的小说。


——乔纳森·斯坦伯格(Jonathan Steinberg),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


无论是叙事功力还是对道德的精妙拿捏,本书都令读者印象深刻……科泽披露了两位脾气暴躁,常常丧失理智的统治者之间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双方尔虞我诈、斗智斗勇的阴暗往事,并时常对权柄的运用展开令人惊异的调查。


——《卫报》


每当谈论庇护十二世时,我们总觉得庇护十一世的统治年代只是一种铺陈和衬托。科泽的这本上佳之所将改变这种观点……自开篇起,科泽为我们构筑了阿契尔·拉蒂(后来成为庇护十一世)和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人生轨迹,两人的起点都让人料想不到,1922年后的他们将扮演如此重要的历史角色。叙事随着教宗和领袖各自生涯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展开,以精彩详尽的细节描绘了双方利益的交汇与冲突……科泽的大作为这段历史打开了一扇多年禁闭的窗,从今往后,它将大白于天下。


——《新共和》


引人入胜……《教宗与墨索里尼》的宏大与阴谋诡计,使我们对马基雅维利权术的冷酷再添新的理解……真实版《达·芬奇密码》……却运用了最规范的学术体例和最可靠的史料。


——《旧金山纪事报》


一项关于自私和投机的研究,描述了法西斯主义和天主教会相互勾结、共同起落的历史……《教宗与墨索里尼》为现代历史最具深远影响的一段时期翻起了一道令人不安的波澜。


——《旧金山书评》


科泽为我们阐明了20世纪欧洲极其重要的两位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快节奏的文字具有极强的可读性,这绝对是一本必读之作。


——《出版人周刊》


振聋发聩……卓越非凡……数十年来,梵蒂冈一直否认与意大利法西斯有任何瓜葛,或对此事含糊其词,科泽以极其权威的方式,驳斥了这些不实的言论。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叙事生动……科泽利用了近期开放的关于庇护十一世的梵蒂冈档案,他缜密的研究彻底颠覆了既有的观念,天主教会并没有抵抗墨索里尼。


——《今日美国》


作者简介 · · · · · ·


【作者介绍】


大卫·I.科泽(David I. Kertzer),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布朗大学社会科学小保罗·杜比(Paul Dupee, Jr.)校级教授、人类学系教授和意大利研究系教授,《现代意大利研究》合作创刊人及主编之一。曾任布朗大学教务长,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主席和美国欧洲人类学学会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意大利政治历史、梵蒂冈研究、天主教会和犹太人。科泽曾两次凭借年度最佳意大利历史著作获美国历史学会意大利历史研究会马拉罗奖(Marraro Prize)。其所著《埃德加多·摩尔塔拉的绑架》入围1997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决选,并已被改编成电影;《反犹教宗》入围马克·林顿历史奖(Mark Lynton History Prize)决选。


【译者介绍】


陶泽慧,毕业于厦门大学英文系,现为译林出版社图书编辑,业余从事文学、历史翻译,另译有《奇想之年》《偷书贼》《午夜将至》。新浪微博 @Mandelstam。


教宗与墨索里尼

作者: [美] 大卫·I. 科泽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品方: 理想国

副标题: 庇护十一世与法西斯崛起秘史

原作名: The Pope and Mussolini: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in Europe

译者: 陶泽慧

出版年: 2018-6

页数: 608

定价: 108.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理想国译丛

ISBN: 9787542662774

二战秘密档案-苏联惨胜真相

卫国战争的胜利成为二战后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因此苏联极力美化卫国战争。在二战档案解密之后,历史学家鲍里斯为我们带来了迟到的真相。
本书以独特的、具有论辩性的手法,探讨了二战中最具争议性、迄今仍困扰着人们的诸多问题:人员伤亡问题、英美租借法案、斯大林是否准备先发制人、库尔斯克会战的失策、关于英雄和叛徒的传言是否属实……
毫无疑问,这本书将在历史学家和读者中间引起争论,有助于人们对过去的战争建立起一个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方式。
第一章 苏德战争:传统论调背后的真相
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过去所经受过的最大灾难。在苏联和俄罗斯被称为卫国战争的苏德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卫国战争在苏联历史文献中是一个最大的神话,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它继续起着持续至今的特殊作用。同时,今天新的俄罗斯迫切需要民族自我批评精神,迫切需要不再用神话学的观点看待现实。只有到那时才可能确立我们国家和民族在周围世界中的真正地位,也才可能清醒地看待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对于卫国战争的经验必须重新认识。胜利不应该掩盖苏联所付出的过分巨大的代价,也不能掩盖苏联领导人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表现出的效率低下和苏联对西方盟国援助的一味依赖。
战后,卫国战争取得的胜利成为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主要理由,也为苏联的极权政治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于是它的存在得以延长40多年,同时也使得效率低下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现如今它们发展得都不错。斯大林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善于领导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同时在这些人中确立了他个人的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而苏联领土的辽阔以及美国和英国的援助亦使得苏联免于失败。
苏联是所有参战国中人员伤亡最大的,相应地,红军使德国法西斯的武装力量遭受的人员损失也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普遍认为苏联在战胜德国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反法西斯联盟盟国的援助,一对一地——苏联对德国,斯大林对希特勒,那也许将是另一种结局。英国和美国不仅给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燃料、材料和技术,而且两国还分散了几乎全部的德国舰队和绝大部分空军力量。没有这些,苏联未必能够在自己的战线取得胜利并保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
对阵亡和失踪的将士,在英美两国中,几乎所有军人的亲属都努力弄清楚他们的下落,同时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也有责任下发阵亡或失踪通知书,并且其中包括司法程序问题,如继承权问题等。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那里,极权主义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一传统消灭。而在苏联,把人当做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的看法已经深入人心。实事求是地说,牺牲或失踪战士的亲人通常也不会要求通过司法程序办理有关自己亲属下落的手续。并且许多官兵的亲人或者死于战乱,或者被疏散到了东欧或者前往西方、德国工作。因此,在战后的头几年里,想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计算出红军及和平居民的伤亡情况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没有来自舆论界的压力,那么苏联在二次大战中伤亡的相对详细而准确的统计数字也就很难被计算出来。
1993年,前联邦德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历史研究所邀请作者参加在因戈尔施塔特召开的代表大会,讨论卫国战争最大的一次战役,而且也是整个二次大战的最大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从德国进攻苏联的那一刻到爆发这次战役,已经过去了整整两年时间,同时德军从发动突然袭击中获得的优势早已丧失殆尽。此时苏联有着自己的军事潜能,有可以利用的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充分供给,还拥有有着较为丰富作战经验、配备精良武器的军队,这支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装备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对手2。但是,正如我们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从军事学的观点来看,红军并未赢得库尔斯克战役,在它有着那么多优势的情况下,所取得的丁点儿成绩无法为它遭受的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做出辩护。顺便说一句,由于与事件的实际进程不符,苏联关于这次战役的神话学让位于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苏联军事经济所取得的成绩——就像卫国战争的胜利事实一样——成了几十年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生命力、更具先进性的有利根据之一。我们本书中的一系列文章论述了这样一些观点:战争时期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生产能力被很多企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谎报成绩3的方法有意识地抬高;如果没有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助,苏联经济也未必能完全保障红军取得胜利。
红军和苏维埃军事工业体系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这次革命彻底摧毁了俄罗斯的旧军队、先前的工业和农业体系,完全消灭了私有企业主成分——而这在纳粹德国保留了下来。因此苏联政治制度的强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动员战争所需的一切国家资源、能够建立人数众多并配备军事装备的军队、能够在前线失利的最艰难的条件下调动民众。但是,要想有效地运用强大的武装力量或者像德国那样建立起不依赖外来力量的独立军事经济——这是斯大林很难做到的。1917年的俄国与德国相比,工业落后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1年。
所有这些问题在苏联历史文献中都被精心地粉饰掩盖。关于这点,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就是重复传统论调,认为英美的援助对于苏联生产整体而言,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谈到伤亡人数,人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只需记得总数是2000万人,并不清楚其中红军的伤亡人数占多少,这一数字与德军的伤亡人数又成何比例。
本书中将要谈论苏联的通敌叛国者。关于俄罗斯通敌叛国者的争论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俄罗斯侨民中至今也争论不休。对此,我们从未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把曾与德国人合作过的波罗的海沿岸居民或者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众(他们的领土曾于1939~1940年被苏军占领)当成叛徒?他们背叛了谁?是背叛了那些不顾民意吞并他们的人吗?顺便说一句,对于波罗的海沿岸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在德军占领时的生活比起红军给他们二次"解放"时的生活甚至要好得多4。白俄罗斯人在德国统治时期还有机会发展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而在苏维埃政权时期甚至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再也没有这种机会。
问题的症结之处就在于,二次大战中的苏联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是单纯的受害者吗?只不过不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当今的俄罗斯历史文献中都未把这一点明确地表述出来。虽然大家对苏联占领芬兰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异议,但仍然为它辩解,说苏联是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才与德国发生冲突,并且芬兰方面也太固执,它也必须为发生的军事冲突负一部分责任。实际上,苏联对芬兰的占领与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而和平吞并波罗的海沿岸、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与德国和平吞并奥地利及捷克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渴望在欧洲占据霸权地位。在通向占据霸权地位的道路上,苏德间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只不过取决于谁先开战而已。实际上,苏联的准备工作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的同时已经着手。
西方盟国既不喜欢希特勒,也不喜欢斯大林,但由于某些客观原因不得不支持后者。无论是苏联,还是希特勒都一样追求的是世界霸权。但是德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比苏联要强很多。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坦克或飞机的数量很多、铁和钢的产量方面要大、煤和石油的开采要多得多,还体现在德国的军人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工作、德国居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从整体上说要高很多。
较为强大的希特勒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不仅会给美英两国,而且会给整个人类带来大得多的威胁。而即使在反法西斯联盟存在的条件下,德国取得胜利也并不是没有可能(比如,假设德国的原子计划能够先于美国,在盟军进入德国本土之前实施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和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假如是德国取得了胜利,苏联将不复存在,俄罗斯领土的绝大部分将被占领,而俄罗斯也不可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再次恢复。对于全人类而言,一旦希特勒获胜,必将开始新一轮的战争,其结果如何很难预料,而且极有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的力量对比关系就是这样,获胜者如果不是德国元首,就会是苏联总书记,反之亦然。
另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是人民为自己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同意,绝大多数的德国和苏联民众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充当了占领者的角色(苏联占领了芬兰,并在德国入侵波兰时充当了惟一的并且非常积极的帮凶,更不用说它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及其他地区了)。他们不懂得种族灭绝政策和政治恐怖手段,至少,不懂得它们的真正运用范围。当然,几百万的德国和苏联民众直接参加和共同参与了犯罪活动,虽然被追究责任的只是极小一部分。但是,把集体的罪过归咎于几千万无辜的民众,这怎么说也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毋庸置疑,每个民族都有一个要为之效劳的政府。但谈起下面的事情时,我们就不得不严肃了:德国人在1933年——而俄罗斯帝国的人民在1917年时,大多数人就清楚地认识到纳粹分子和布尔什维克实际上究竟为何物,事实上他们是有可能阻止后者上台的。而且从总体上说,希特勒成为总理也是完全民主化的,而列宁在关键时刻也没有拒绝召开即将来到的下一届民主选举立宪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