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我们的思想要开始“说话”，但绝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说“不”，而是要在思想的“说话”中显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亦即我们据以形成我们共同记忆的“理想图景”，我们据以生成出对中国之认同的“理想图景”，以及我们据以想象中国未来的“理想图景”。 对“理想图景”的强调，在根本上意味着要把一个被遮蔽的、被无视的、被忽略的关于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这个重大的问题开放出来，使它彻底地展现于中国人的面前，并且“命令”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思考和发言，而绝不能沦为只当然地信奉“西方理想图景”之权威的“不思”的一大堆。 因此，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世界结构下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 简言之，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中国不仅必须是一个“主权的中国”，而且还必须是一个“主体性的中国”！这一探寻中国主体性的努力，可以说是中国当下思想的最为重要的使命之一，也是中国当下思想的全新的使命之一。

薛涌最新力作，谈民生，说经济，论时政 公民的身份，对照的视角，寻常生活里绕不开的话题与思考 薛涌如是说—— ⊙我写文章都是一种草根的观点，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拿到诺贝尔奖的人跟一个街头卖肉的老头都是一人一票，平等的，他们在公共领域有平等的发言权？ ⊙我说过中国需要“美国学”，美国是跟中国现代化关系最大的国家，美国是最大的一个市场。 ⊙中国现在是一个民众觉醒的时代，公民权利觉醒的时代。 ⊙我对我批评的人：吴敬琏、茅于轼、江平，我也不想一棍子打死，我对他们抱一种希望。 ⊙中国应该集中精力营造“人重物轻”的市场环境，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我多少年来一直呼吁：中国人的生活不应该克隆美国的生活方式，中国的厂家也不应该总盯着开发美国式的产品。 ⊙美国的白领和精英阶层有“自行车复兴”的趋势，社会文化习性为低碳生活、热衷运动、偏好步行和公交。而中国的大城市，其实还是制造业的核心，即使是白领阶层，其习尚也是蓝领的习尚，比如工作之余不好动，喜欢机动车等等。

《儒家与启蒙：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之所以名为“儒家与启蒙”，实有志于探究晚清以来互为表里的古今中西问题。

《无所畏与无所谓》从历史与现实的细节着笔，展示与分析中国的难题，拆解出其中的文化因素，继续批判国民性。历史往事暗示着今日依然存在的痼疾，提醒着未被注意到的重要细节；对于合作化运动以来农村变迁的分析研究；社会批评，着重评论时事风气与官僚制度的种种现象；个人的记忆折射着社会与时代的细节。

《真实的中国》是由国内外顶级的经济学家团队围绕“中国模式与城市化”这一议题从各个角度展开充分的讨论而汇成的著作。
《真实的中国》所汇集的作者团队每个都在其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影响巨大，以各自的角度坦陈自己的观点，充分讨论“中国模式是不是存在？如果有所谓中国模式，指的又是什么？这种模式真的是特殊独到的么？未来中国真正的挑战又在什么地方？最后，到底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然后将中国的城市化这一热点话题放在对“中国模式”的争议这个背景中加以理解。《真实的中国》聚焦“中国如何城市化”这一主题。解决以下四个问题：首先，到底是应该继续走大城市之路，还是所谓就地城镇化？其次，必须理清当下城市化的事实。再次，应该破除障碍，让农民进城。最后，也要关注城市病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三个绕不开去的问题也是讨论的关键点：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二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三是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用途变更以及拆迁补偿问题。
《真实的中国》最后提供的是一些城市化的具体经验和设想，这些地方实践能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提供借鉴和思路。

《改革及其敌人》是“郑永年看中国”系列之一，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关于中国国内政治（主要是政治改革）的评论文章。 毫无疑问，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政治改革的进程。但恰恰对于政治改革，中国社会的共识越来越少。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　空，越来越情绪化。本书作者郑永年先生认为，无论是左派的恐惧主义还是右派的幻想主义，都没有出路。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而改革如何进行，又不能不顾中国现实，牢牢抱住西方的教条。中国必须根据自身的　政治传统和历史轨迹，找出适合自身条件的改革途径。这是一项充满矛盾和困难的伟大事业，处处呼唤着政治家的理性、魄力和自我约束。 本书围绕政治改革这一宏大题旨，按照变革中的精英政治、腐败治理、渐进开放、意识形态重建、民主的中国模式、政治改革的基本议程等重要主题，对中国式政治制度建设作了独立、独到的探索。

《中国改革三步走》作为一项系统的历史工程，任何改革都具有历史连续性。对改革问题的研究必须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再者，改革既具有系统性，也必须具有阶段性。改革具有系统性。就是说。各方面的改革都是紧密相关的；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其他改革的配合，就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改革也具有阶段性，就是说，各方面的改革不可能同时完成，一蹴而就，而是要分阶段逐步进行。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的一个重要增补，是加强了对“双轨制”及其经济和社会－政治影响的分析，并据此对中国进一步改革的必要措施和可能前景作出了估量。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庞大的叙事。如何向《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的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理论线索和分析框架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这是因为，经济转型虽然是通过若干这样或那样的政策措施来实现的，但它有一根主线，这就是从计划制度到市场制度的变革。既然是制度变革，所有的改革势必是经历了不同利益取向的人群之间反复博弈之后的产物。

著名作家梁晓声10年力作
一部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
只有懂了这个社会，你才能无往不胜
当官的看了知道怎么当官，经商的看了知道怎么发财读懂30年来的中国，300年来的中国社会，3000年来的中国人
在中国无论你做什么，你都要了解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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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资产者和买办者们，已经阶层化了。对于他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格外再加以分析的必要。因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主要是依赖于父辈权力的大小而聚敛的，其过程往往简单得令人咂舌，几乎完全没有什么商业意义可言。“中国特色”在这一点上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当代资产者阶层》
将上海人与广 州人、福建人相比，后者们即使已然是成功的“买办”了，可不知为什么，总使人感到他仍只不过是“打工仔”。而上海人，哪怕他明明只不过是境外商家的“打工仔”，却总企图以他后天不知从哪儿模仿来的所谓“儒商气质”——向你表明他是一位大“买办”。
《当代“买办”者阶层》
中国的中产者们，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几乎就从未形成过什么不可忽视的阶层，更几乎无任何社会影响力。而在中国当代社会中，这阶层由于是新生的，则还根本没有什么阶层的意识传统可言。好比一个三岁儿童，饿了哭、饱了笑、尿了闹，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到舒服，拍几下就会乖乖地睡着过去。它的阶层意识的本能，充其量作出如此平庸的反应罢了。
《当代中产者阶层》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他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如果竟不被那么看待，他心里就不免的有几分不痛快起来。如果他是他所从事的知识领域内的官，他将很在乎他在世人眼里，是否区别于他的同行，是否被认为比他的同行高一等。
《当代知识分子》
中国“农民工”，明摆着目前是享受“改革成果”最少最少的族群。并且其总体上，完全可能成为将来之中国另一为数庞大的贪穷族群。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既然大多数的他们并不在乎和计较叫他们“农民工”，社会无妨还那么暂且叫着。
《中国农民工》
邓小平生前也曾说过——中国要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很可能出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担心的，是发生前苏联那样的事情。然而，中国共产党也可能在非常巩固地掌握着政权的情况之下，政权被某些官员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两面化了。一面做给自己的党和全社会看；而另一面隐蔽地、贪婪地、不断地左右结网，上下结网……
《中国当代“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