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埋》讲述了一个女人命运的故事。四五十年之间，她从一个乡绅的儿媳成为一个勤勉慈爱的保姆，从一个失忆的女人变成一个沉溺于往事却没有了知觉的植物人。她的故事里包含了太多的伤痛和宽容，太大的失落和满足，太详尽的记忆和太彻底的遗忘。作者没有落入社会批判的窠臼，而是立足于更高的角度，挖掘决定人物命运、历史进程的复杂因素，找出那些蛛丝马迹然而举足轻重的细节，使作品具有强烈而独特的文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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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长江水利规划设计院的乌泥湖宿舍，这里的十幢小红楼里居住着一群或从海外学成归来、或出自国内名牌学府的水利专家，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下，为着举世罕见的三峡工程而来。他们一个个才高八斗、神采飞扬、温文尔雅、自命不凡，期待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十年中，他们的性格一点点地消损，他们的豪情一点点地泯灭，他们的良知被逼到灵魂的死角，他们的傲气被扫荡殆尽。不仅他们向往为之献身的三峡工程遥遥无期，他们自己也早已风华不再、心绪黯然。到了“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他们更是如同惊弓之乌，心惊胆战、无所依傍，只有听凭极左政治的狂风暴雨任意摧残。 　　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对于许多读者并不陌生，例如，苏非聪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划为“右派”，他清高而又脆弱的个性使他无法忍受这不白之冤、飞来横祸，他断然辞职，举家返口农村，娇柔的太太、弱小的女儿和他一起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林嘉禾善良正直、教子有方，但他的“右派”问题使他的儿子林问天不被信任，大学毕业后只能在锅炉房劳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更令他雪上加霜、百日莫辩。这个诚实单纯的优秀青年最终被逼得铤而走险，身陷囹圄。党员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皇甫白沙，也未能逃脱“右派”的命运。他的儿子皇甫浩同样因父亲的“问题”不被大学录取，只得到偏僻山区插队。他在劳动中被牛踢伤，因救治不当而死。皇甫白沙曾经对自己的前途做了最坏的预料，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任何不幸。当儿子的死讯传来，他痛不欲生，悲愤地想，我是杀死儿子的凶手，当年我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主持正义呢？我没有失去良心，却断送了自己的儿子！小说的主要人物丁子恒，一向小心翼翼、谨慎少言，又蒙命运垂青，侥幸通过了一场场劫难，保全了家小，保全了自己。然而在小说结尾的1966年，当他看着绝望的吴松杰从烟囱上跳下，他感觉自己也己经死去。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活着与死去有什么两样？

这是一本有关汉口旧事的书。 汉口留有许多老建筑，它们带着异乡情调屹立在扬子江畔。汉口有许多老故事，故事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漫漫的时光中，老建筑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这些零星散落的老建筑，就像汉口这篇大文章中的关键词。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仿佛听到了汉口久远的呼吸和脉动，仿佛看到了汉口是怎样走到了今天。认识了它们，你才能懂得汉口，只有懂得了汉口，你才能懂得武汉，懂得一座城市的成长。 书中纪录片式呈现“汉口的沧桑”，行文走笔常怀忧戚：为后人常忘前人之开拓而“怅然若失”；为南洋公司和新市场“相互竞争，抢夺地盘”的内斗而悲伤；为民众乐园“60年间，八易其名”，“城头变幻大王旗”“哀民生之多艰”；为南洋兄弟公司这样“早期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倾压下艰难发展，在形形色色强势政权巧取豪夺下“成为短命公司”忧愤不已；为“铁蹄下的民众”而哀伤；为偌大一个城市连一个像样的花园也找不到而遗恨……凡此种种，多少往事俱成愁。方方以人物命运为经，以汉口变迁历史事件为纬，以与汉口历史有关的突出意象为精神内核结构篇目，为历史古城汉口描绘出一幅独具精神气质的人文画像。

《武昌城》叙述的是1927年前后武昌城的一段历史。小说以两个青年人陈明武和马维甫为主线，讲述战争对老百姓生活的摧毁，以及战争中人的成长、毁灭和重生，讲述一段城墙永久的消失和一段历史永久的定格。与书写乱世人生的其它小说不同，方方并没有过多地关注自在状态的世俗烟火，没有以回望的姿态对旧日的时光进行历史的喟叹，相反，小说的叙述平实而冷静，掩藏了历史的价值判断，而充分尊重其模糊性：所有的毁灭中都包含着重生，而所有的重生又都孕育着死亡的因素。因而，《武昌城》的故事反而成了一个浑然自在的天成状态，而所有人对于变故来临而产生的应激反映都只不过是寻常的逻辑，都包含了世代的永恒真理。或许，小说的故事发展和人物逻辑都略显老套，但其记录历史的方式、解读历史的态度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贯穿了历史与现实的潜在规则。

水在时间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