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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天下是否真有齐死生因而超死生的至人;即便此等与造化为一的至人,恐怕也无法完全不考虑死生问题。“生而不说,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 故也”(《庄子·秋水》),也还是因知觉生命而顺应生命。怕不怕死是一回事, 想不想死、说不说死又是一回事。
《知堂书话(套装上下册)》是知堂老人周作人的书话随笔集,将周氏三十多部文集和集外文、未刊稿中谈书的文章全部采辑起来,编为读新书和旧小说、谈日本的书、谈西洋的书、谈古旧书四辑。周作人读书颇丰,举凡古今中外、文艺历史、闲谈琐记,无所无读,深得读书的乐趣与“苦趣”。其对于书的真知灼见,巧妙融于散淡的笔墨中,有如《菜根谭》一般,清爽、隽永。 《知堂书话》由周作人著文,钟叔河编订。
《看云集》收录散文四十篇,包括《三礼赞》、《草木虫鱼》、《伟大的捕风》、《中年》、《冰雪小品选序》等。
收文约50篇,包括《黄蔷薇》《远野物语》《习俗与神话》《性的心理》《兰学事始》《一岁货声之余》《塞耳彭自然史》等。
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作者不仅看到社会心理或群众心理庸俗的一面,更发觉了其危险的一面。他说:“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
本书为我国著名散文家周作人先生的散文集。其中包括:冬天的蝇、谈金圣叹、醉余随笔、如梦录、拜环堂尺牍等作品。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苦竹》一条云;
“山阴县有苦竹城,越以封范蠡之子,则越自昔产此竹矣。谢灵运《山居赋》曰,竹则四苦齐味,谓黄苦,青苦,白苦,紫苦也。越又有乌末苦,顿地苦,掉颡苦,湘簟苦,油苦,石斑苦。苦笋以黄苞推第一,谓之黄莺苦。孟浩然诗,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余。”苦竹有这好些花样,从前不曾知道,顿地掉颡云云仿佛苦不堪言,但不晓得味道与蕺山的蕺怎样。《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讲竹的这一条中云:
“苦竹亦可为纸,但堪作寓钱尔。”案绍兴制锡箔糊为“银锭”,用于祭祀,与祭灶司菩萨之太锭不同,其裱褙锡箔的纸黄而粗,盖即苦竹所制者欤。我写杂记,便即取这苦竹为名。《冬心先生画竹题记》第十一则云:
“郦道元注《水经》,山阴县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岂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馁也夫。山阴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为是邑长,宜悯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画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与之,霜苞雪翠,触目兴感为何如也。”此蔼然仁人之言,但与不佞的意思却是没有干系耳。廿四年六月十三日,于北平。
《泽泻集》序
近几年来我才学写文章,但是成绩不很佳。因为出身贫贱,幼时没有好好地读过书,后来所学的本业又与文学完全无缘,想来写什么批评文字,非但是身分不相应,也实在是徒劳的事。这个自觉却是不久就得到,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有友人问及,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我惭愧无以应。但是转侧一想,虽然够不上说好,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昧的,也还有三五篇,现在便把他搜集起来,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戈尔特堡(Isaac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至于书名泽泻,那也别无深意,——并不一定用《楚辞》的“筐泽泻以豹鞹兮”的意思,不过因为喜欢这种小草,所以用作书名罢了。在日本的“纹章”里也有泽泻,现在就借用这个图案放在卷首。
十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
(1927年8月刊《语丝》145期,署名起明)
《过去的生命》序
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其中二十六篇,曾收在《雪朝》第二集中,末尾七篇是新加入的,就用了第十二篇《过去的生命》做了全书的名字。
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这样缘故,我觉得还可以把他收入《苦雨斋小书》的里边,未必是什么敝帚自珍的意思,若是献丑狂(Exhibitionism)呢,那与天下滔滔的文士一样,多少怕有一点儿罢?
书面图案系借用库普加(FrankKupka)的画,题曰《生命》。我是不懂美术的,只听说他的画是神秘派的,叫做什么Orphism,也不知道他是那里人。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收文約60篇,包括《苦雨》《日記與尺牘》《死之默想》《若子的病》《學校生活的一頁》《故鄉的野菜》《大人之危害及其他》等。
近几年有关“中国梦”的讨论很热烈,其实早在80年前,作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份刊物、创刊近三十年、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就曾围绕此话题发表过一组文章。 1932年11月1日,杂志主编胡愈之向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发函400余份,提出两个问题: 一是“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 二是“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 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新年的梦想”。征“梦”活动激起热烈回响,截止到12月5日,共收到160多封答案,其中部分是《东方杂志》的读者。 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一下子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不算以漫画形式做“梦”的丰子恺)。半个月后,第2号又以“梦想补遗”收入了梁漱溟、朱自清二人的复函。 这些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包括柳亚子、徐悲鸿、郑振铎、巴金、郁达夫、老舍、叶圣陶、胡秋原、陈翰笙、张申府、严灵峰、邹韬奋、周谷城、陶孟和、俞平伯、何思敬、楼适夷、宋云彬、章乃器、茅盾、周予同、顾颉刚、施蛰存、周作人、杨杏佛、孙伏园、洪深、傅东华、马相伯、林语堂等,几乎网罗了当时的文化界名流。 因此,这期专栏“虽然不能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梦",但是至少可以代表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梦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精英界的思想趋向,值得仔细品味。在上述名家形形色色的梦想中,流露出来的最迫切愿望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这是与其身处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面对当时战乱频仍、兵燹不断的时局,有识之士怎会不深深担忧?本书图文并茂,首次向广大读者展现老一辈中国人的热切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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